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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大做强做优 打造新增长极******

　　过去五年，福建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，跑出了高质量发展“加速度”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如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奋力打造富强福建？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。

　　“四大经济”是福建新增长极，也是代表们热议的重点。

　　“以‘智慧海洋’带动海洋信息化深入发展，是推动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。”省人大代表、闽江学院副教授黄蕾在调研中发现，当前我省海洋信息产业在规模化、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，重点企业数量少、数字化水平较低，涉海数据资源较为分散，数据共享使用审批难度大，涉海业务应用协同难度较大等问题较为凸显。

　　“要大力发展海洋信息产业，构建智慧海洋发展新模式，助力我省加快打造海洋强省。”黄蕾建议，应尽快扭转“传统海洋产业强、海洋科技弱”的不利局面。她认为，要构建“感传知用”智慧海洋全产业链体系，集成涉海政产学研金等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出台专项规划给予赋能支撑；大力发展海洋电子信息产业，深化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海洋领域的融合应用；搭建海洋产业工业互联网，深入推进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，以数据赋能海洋强省建设；发挥金融指引作用，加大蓝色金融支持力度，并加快智慧海洋产业载体建设；围绕产业链布局学科链，积极打造复合型海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，不断提升强化海洋产业政策研究能力，全力打造国家级海洋特色智库。

　　新能源汽车是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极。省人大代表，永安市委副书记、市长温欣传认为：“新能源汽车将带动我省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，并为‘双碳’目标实现提供助力。率先对新能源商用汽车产业进行布局，将有助于创造更多新能源交通应用场景，也会带动更多新能源产业链强企布局福建，提升福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质量。”

　　温欣传建议，大力推进对公市场使用新能源商用车，鼓励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，鼓励使用省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。同时，加大新能源商用车政策扶持力度，适当降低省内生产企业申报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的门槛，并对在省内推广新能源汽车予以一定的奖励支持。支持新能源商用车下乡，在路权、电价、停车、高速收费等方面给予省内新能源商用车倾斜。

　　如何持续做强万亿级支柱产业？

　　来自漳州的省人大代表戴鹏飞表示，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，目前古雷石化产业园在经济体量、产业基础上与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还存在差距。应发挥优势，加快闽台石化产业融合发展。

　　戴鹏飞建议，积极打造两岸石化行业共同市场福建样板，继续推动古雷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。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双循环新模式，逐步建立上中下游完整的闽台大石化产业合作体系。对标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，在要素保障等方面补齐短板。

　　只有过硬的质量，才有过硬的品牌，才能在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上开疆拓土。

　　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聚焦质量品牌建设，引导企业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，以高质量创建名品牌。这对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，具有很强的指导性。”省人大代表、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裁蔡伟生深有体会地表示，才子服饰深耕行业40多年，始终坚持把品牌建设摆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，通过品牌提升产品竞争，重塑文化自信。品牌就是持久的竞争力，就是营商环境，我省数字品牌、绿色品牌、服务品牌等，都是一张张“金名片”。建议政府、部门和企业进一步深化密切配合和通力合作，坚持保牌与创牌并举，久久为功，营造品牌成长的优良环境，打造更多叫得响的“金字招牌”。（王永珍 李珂）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